走进南开大学校园，在荷花盛开的美丽的马蹄湖畔，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是周恩来的头像，下面石壁上镌刻着他青年时代给南开留日同学信中的一句话：“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是七爸一生为人特点的生动写照，那就是他富于感情，富于亲情。总理所表达的情感的对象都是广泛而真挚的，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包括革命军人、老干部、文艺界故友、工人和农民、少数民族和当年的同学、故乡的亲友等等，甚至包括许多外国朋友，当然更包括他的母校。
七爸在1950年代曾三次回到母校。他往往是利用公休日，忙中偷闲，到第二故乡天津去访问南开大学。1959年5月七爸回到母校访问期间，我正在南开读书，这里就我的所见所闻向读者作简短的介绍。
七爸做事情原则性很强，他要回母校访问，作为侄儿的我事先并不知道。所以我也和全校师生一样，尽管消息晚到却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他的到来。这次七妈也随行，但她总是退到后面，除了紧跟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来过南开。
在这次短短的访问期间，他走访了图书馆、化学系、外文系、课堂、实验室、学生宿舍、食堂等。他所到之处，大家都无比高兴，热情地迎接他的到来，直到离开时才依依不舍地同他道别。在访问过程中，他向随行的记者说，你们记什么我无法掌握，但怎么报道要尊重我的意见，有些话不能随便报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他就是这样，既尊重记者，又谨言慎行。
在理科实验室，当他听说有些实验已达到国际水平，还有些研究成果成为世界第一时，他说：“少说第一，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世界的情况，还是多做少说为好。真正做到了世界第一，政府会配合帮助你们宣传的。”
他走进学生宿舍，看到每个房间住着八位同学，只有一张大桌子，便亲自丈量桌子的长度，发现只能容纳四个人同时学习，就马上询问有关人员，其他人怎么办?当听说可以到图书馆学习时，他才放心。他说，我们以后要慢慢改善条件，每个房间要逐渐减少到六个人，四个人……以此我们看到了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对同学们的亲切关怀。
1959年，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在教职工食堂吃午饭在食堂，他向厨师们询问伙食的情况，还自己付款和粮票购买了两个窝头，十分香甜地吃了起来。
在行政楼东侧的小广场上，周总理对广大师生做了简短的讲话。他用幽默的口吻、求实的态度，讲了“大乘除法”。他说，我们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每人增加一点消费，就要耗费一大笔物资；在生产上，每人多出一点力量，乘以这个庞大的人数，产量就会大大增加。相反，有些自然资源或物资供给，除以这个庞大的人数，人均就少了。他深入浅出地、生动地向我们讲解了中国不容忽视的基本国情。
他甚至到卫生间，发现水箱的顶盖没有了。当他估计是被拿去大炼钢铁时，就说，不要盲目大炼钢铁，如果把有用的物资炼成废铁，就太可惜了。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在发展速度问题上他提倡实事求是，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被迫做出检讨。但他在母校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考察事物时一贯务真求实的诉求。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不为暂时利害所左右的崇高人格。
在外文系，周总理要求一位女同学朗读课文，她有些羞于当众朗读，周总理就鼓励她，帮助她纠正发音，并亲自示范。当他听说学生们上午要上五节课时，提出希望减少到四节课，认为同学们学习时间太长，就会太累，影响学习效率。到了食堂，他建议同学们的进餐时间至少要有三刻钟，以利他们的健康。
周总理处处关心师生，他回到母校，就像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的社会大家庭。当他访问结束回到招待所后，学校保卫部门才通知我，叫我到招待所去见他。吃饭时，我和卫士长成元功等警卫人员在一起。成元功说：“总理在家里的饮食远比这简单。”其实招待所的饮食也很一般。因为我经常去西花厅，并陪他和七妈一起进餐，所以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当我在假期回到他们身边时，七爸问我师生们对他访问母校的反映，我便把我直接或间接得到的消息向他做了简短的汇报。他听后，先朝我瞪了一眼，然后微笑着说：“我可以断定，有一点你没有汇报清楚。”我感到摸不着头脑，正想着是不是漏下什么问题没有汇报，七爸笑着说：“一定有人说我到学校食堂吃窝头，作为一国总理只是偶尔为之，在群众面前做做样子而已。”原来是这件事，我不禁感到轻松起来。我在学校确实听到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重视，所以也就没有汇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群众，不仅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还时时注意以普通人的思想去和他们沟通，并且不喜欢听取一味迎合或奉承领导而不符合事实真情的“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