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形势下，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也“闻风而动”,踊跃地前往参观。果然看到稻田里水稻密密麻麻，需要鼓风机从旁不断地向水稻丛中吹风送氧。甚至有人说放个小孩在密堆的水稻顶部，也不会掉下去。据说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还提出要让芦苇顶部长水稻。他曾向毛主席报告：要修小运河，可以驶进三千吨以上的轮船；种植在小运河两岸的葡萄架上面密布着一串串晶亮甜美、累累下垂的葡萄，令人垂涎欲滴；人们仰卧在船甲板的顶部，一抬头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吃到这些沿河两岸下垂的葡萄。
当我回到西花厅，向七爸汇报这些奇异的境况时，他不禁紧蹙剑眉，并深吸了一口气，轻叹说：“我听了你这些话，心里感到很难过。”他转过头来问我：“你信不信这样创纪录的产量?”我就说：“当然是怀疑的，但是谁也不敢说真话。不过也有个别村民在私下对我们说样板田里的水稻并不是就地密植的，许多都是从别处的田亩里挪过来的。由于密度过大，如果不是不停地吹风输氧，很快就会腐烂掉的。”七爸听了我这番话后说：“群众讲的是真话，连你这样一个在大城市成长起来的青年，对此情景都感到难以置信、无法容忍，又如何能使直接的农业生产者、农村广大的群众信服党的‘正确领导’呢?”
七爸生前常讲：“一个人要凭良心办事。”他对当时这种狂热盲目的反科学行动所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早就深深担忧。果然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浮夸风：粮食高产以及人人吃饭不要钱等等，进而导致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错误——影响巨大的三年困难时期。
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我在外事口的对外文委、中联部等单位工作时，曾有幸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接着带队陪同外宾离京赴各地参观重要单位和景点。所到之处如鞍钢、大庆、大寨等典型开放场所，往往是周总理不久前亲往考察过的。
所到之处，他老人家往往更乐意听取当地群众干部和走访外宾的真实反映，其中一部分内容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和镜鉴价值。
我对鞍钢有特殊的感情，是直接受到七爸的影响，也是我沿着七爸亲访鞍钢多次的历史足迹，有幸经常陪同外宾访问鞍钢的感情积累结果。我曾经帮助鞍山和英国的钢都舍菲尔德市结成友好城市，并为鞍钢争取到两名奖学金名额，派送我方两位技术人员专程到英国舍市学习对方治理环境的经验和技术，并促成了中英双方市长率代表团相互访问。
新中国成立以来，鞍钢是全国首要的钢铁工业基地。早在1950年2月和3月间，中国与苏联分别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以及《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1952年，党中央又集中全国力量，首先恢复和改建鞍钢公司，列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953年12月21日，七爸首次亲赴鞍钢访问，并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重大胜利，祝贺鞍钢职工同志们这一伟大的成就。希望你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事实上，在我们的工人阶级坚强有力的手中，三大工程的建成投产，历时不过一年多。在以后的岁月里，1955年、1956年、1960年、1962年，七爸在百忙中不辞劳累，多次前往鞍钢视察和指导工作。帮助第一期、第二期工程，从实际设备供应到工作速度等等，无不一一过问，并帮助解决问题。他身着灰旧布衣、脚蹬穿着已久的布鞋，给工人们带来了沐浴春风似的热情和关怀，温暖着工人们的心。当班工人在高炉前还没有来得及擦去沾满灰尘和油渍的双手，就被七爸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使工人们感到分外的亲切。似乎他不是国家的领导人，而是列身在自己队伍中的一位老友和亲人。
在七爸的鼓励下，鞍钢工人们曾在1956年增产30万吨的钢材，成功解决钢铁生产供不应求的矛盾。七爸亲自过问，调来成批的大学生，并鼓励工人和技术干部努力掌握新技术，还要学中有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1960年到1962年期间，国内由于”大跃进”错误和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多种困难。再加上苏联终止合同、停止援助、撤退专家，形成“国际封锁”,更是雪上加霜。在这鞍钢陷入困境的时期，又是七爸亲自来现场鼓舞干部和工人顶住封锁和压力。终于鞍钢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地取得更迅速的发展。
记得当年我多次陪同外宾去鞍山访问时，听取了干部和工人们畅叙七爸对鞍钢始终不渝的关爱和帮助，并列举事实加以说明。这不仅使中方陪同人员受到鼓舞和教育，并使我们所陪同的外宾也获得同样的感受，使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硬骨头精神有所体会和了解，并对新中国今后持续发展，以及谋求中外双方合作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