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岁末至1960年初寒假期间，我来北京看望调京工作不久的弟弟周尔均和弟媳邓在军。1960年初阴历除夕那天，我正在他们家中叙谈，忽然接到国务院西花厅的电话，通知我单独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并说明由七爸的司机杨师傅驾车接送。于是，我迅速前往。
抵达后发现，十八号楼是一个朝鲜风格非常明显、内部装饰很庄重典雅的小楼。围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坐着许多七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主人当然是七爸七妈夫妇两人，但这次家庭春节聚餐会却比以往多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其中两人是我的堂弟周尔辉和他的一位来自无锡的女朋友。据七爸介绍，她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大学生。还有一位奇特的客人，恰巧坐在我的身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向我嘟囔到：“我以为是啥子重要的聚会，在除夕之夜居然把我召唤过来，原来是家庭聚会嘛，既来之则吃之吧。”我闻声后抬头一望，原来是众所周知的陈老总——陈毅元帅。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七爸七妈举办”家宴”是有几个意图的：一来是按例向周围工作人员一年的辛劳表示亲切慰问；二来是为了周尔辉和远道而来的女朋友首次相会表示欢迎和支持；三来就是要让陈老总做做我的思想工作。
“家宴”以后，我准备向七爸告别。此时，在暂时休息的地方只有他和陈老总两人。我进去时，陈老总一时好奇，就主动走过来和我一比高低。他虽是中等身材，和七爸以及我本人身高近似，但是放眼过去，他特有的气质立即使人感到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确有帅才人物的非凡气概。当发现我胸前佩戴有南开大学校徽时，他立即转身问七爸：“这位青年是你的什么人?”七爸就笑着说：“他名叫周尔鎏，写法有点古怪，这是前辈的事，与他本人无关。他乳名爱宝，出生时我就认得他了。现在南开大学学习，有思想问题。这次请你来目的之一，还是想请你同他谈谈心，帮他解决思想问题。”陈老总很爽快地拉着我的手，并以我们习惯听到的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有啥子问题你尽管说，看看我能帮助你多少。”
我知道对他们两位老人家来说，时间永远是紧迫不够用的，我慌忙回答说：“我是南开大学半工半读的学生，学了点经济，现在学的是英语言文学专业(简称英语系)。目前有三个思想问题。第一，我未考进大学学习以前，也算是非常年轻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进大学是为了提高深造，却不料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同学有的已经被迫退学了，我汇报这个问题不是解决我个人的读书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普遍的社会问题。”我当时年少气盛，性格耿直，把憋在心里的想法无所顾忌地说了出来。不料陈老总打断我的话更直接地说：“事情闹大了就不是小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嘛!因为搞建设也要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嘛!”
我继续说：“第二，我半工半读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劳动和社会活动太多。虽然在专业学习方面保持了满分五分的成绩，也算是天津市的模范学生，但事实上学习时间花得太少，又怕人说成是追求只专不红，因此苦不堪言。看来如此下去有可能‘只红不专’,枉来高等学府多年，最后落了一个学而未成的后果。第三，我遵照七爸七妈的指示，每年利用假期回到上海看望曾经和我相依为命、并且冒生命危险掩护过七爸七妈的老祖母。由于往返路费太贵，我入不敷出，还得由七爸七妈补贴我的费用开支，增加他们的负担我于心不安，希望能早日恢复工作以便自力更生完全自给。”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陈老总很爽快地向我解释道：“我和总理都认为，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迫使大多数有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在新中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变，又培养了不少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受旧社会的影响较少，更是容易为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努力报效。其次，我们中国社会解放前后变化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新老知识分子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一致努力共同前进。”
陈老总又回过身来对七爸说：“我觉得你这位青年侄儿很能思考一些问题，将来成长以后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从他的气质和经历来看，还是适合在外事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工作，我欢迎他来外交部工作。”
七爸回答说：“这要看组织的安排和他本人的努力了，作为侄儿，他很难避免受到我们的牵累。”七爸转而又对我说：“从你青年人的个例来看，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新老知识分子在内，对于扣在自己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感到压抑，或者是当作沉重的负担。为他们摘去这顶资产阶级帽子，看来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妥善解决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扭转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你有幸受陈老总亲自的教导，希望你今后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共同期望和要求。努力学习，慎其言行，好自为之。”
两位伟人长者的话，我一生铭刻在心，谨言慎行，迄今未曾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