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爸出席开国大典的礼服，就是他平时穿着的那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当时七爸的秘书何谦等人为了劝说他也去做一套新的呢料中山装，转着弯地对他说：“这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看上去是非常合身，可惜是普通面料，要是毛料的话，看上去人就更精神了。”七爸身边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都嘀咕着要求他去做一套新的呢料礼服。
七爸听后，坦诚而又严肃地对秘书何谦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卡其布的衣服已经很不错了，何必一定要呢料的呢?我们党刚刚开始执政，接收的是国民党的一副烂摊子，百废待兴，因此必须廉洁奉公、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上。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更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就这样，他选择了这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作为出席开国大典的礼服。开国大典那天，那套绛黄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虽然是很普通的布料，但穿在七爸身上却显得非常得体，加上七爸天生一双浓浓的剑眉，明亮的大眼，整个人显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潇洒自如。
1954年，我考进了七爸的母校—南开大学。同年寒假，我到七爸七妈处向他们告别，准备回上海探望祖母。七爸七妈看我没什么衣服，便将一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给了我。平时，这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无论是七爸在西花厅办公时，还是在休息打乒乓球时，或者召唤我一起进餐时，我都看到他穿在身上。
当时，大学生一般都穿蓝色或灰色的服装，绛黄色的服装过于明亮，我穿着在身就有点过于显眼。为了耐穿、耐脏，更为了和其他同学保持一致，我便将这套衣服染成了深蓝色。当时七爸七妈还因此而特地表扬我说：“穿旧衣服，还考虑染色，这就换旧如新又不脱离群众，好!”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这套染色的旧中山装终于被我穿坏了。
1976年，七爸不幸逝世，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他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向我查询这套服装，我才知道自己无意中穿坏的这套服装竟是七爸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也就是这时，我也才了解到这套绛黄色卡其布中山装的不平凡经历。
1948年4、5月间，毛泽东、七爸以及很多中央领导同志转移到石家庄西柏坡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指挥所，七爸当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在那个非常简陋的民房里，七爸协助毛泽东主席指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三大战役。那时，他每天向全国各地撰发电文二十多封，及时下达战略部署的调整以及多起具体战役付诸实施的指令。
当时七爸穿的是由当地军区送给他和其他领导人的军便服，它是以灰褐色土洋布(简单的机织布，质地甚至不如手工制造的土布)制成的。七爸就是穿着这套简陋粗糙的布料制成的服装，在那个堪称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内运筹帷幄。这件军便服反映了庄严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真正的胜利是主要来自于民心所向，而不取决于直接物质条件的多寡。
这套衣服在解放后一直由他身边的警卫代为保管。1960年初，正值除夕夜，我应召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七爸每年为身边工作人员例行举办的简单的春节晚宴。席终大家纷纷离席告别而去，这时身边的警卫人员就拿出一些纪念品交给尔辉女友带回南京供当地开始筹备的梅园新村纪念馆展出使用。七爸知道我衣服短缺，就招呼身边的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珍贵的礼物——一套军便服样式的用灰色粗布制成的服装，这就是当年七爸指挥三大战役时穿的简朴衣服。
看得出身边工作人员把这套稍显陈旧但折叠得非常平整的军便服捧出来交给我时显得非常为难勉强，他当时就劝说七爸：“现在剩下的重要纪念物不多了，目前只有两件比较重要，一件就是这套衣服，另一件就是当年您骑马负伤时用的鞭子。依我看不如把这两件纪念物留着继续收藏吧，以供日后在重要场合使用。”
七爸当时就断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穷大学生没有衣服穿，这套衣服还是交给他穿，物尽其用嘛。”我带着既惶恐又惊喜的心情从工作人员那里接过这套衣服，当场陈老总和七妈都对我表示祝贺，为我有幸得到这样一件重要的礼品感到高兴。
宴会散后，七爸让七妈带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到处参观，七妈向我调侃着说：“我很光荣地成为一个国家总理的夫人，还是妇联的负责人，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在国宾馆内到处游走参观一番，还是沾了你的光呢。你更是幸运，得到了一套意义非同小可的衣服。”
当时我也确实是衣服短缺，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更觉得这套衣服是珍贵无比的文物，我虽然听从总理的“命令”穿了几天，之后就“违令”把它保存起来。直至今天，这套衣服始终是我长期相伴的战友，因为它是七爸文韬武略的见证。
在七爸赠给我的诸多物品中，还有许多像指挥三大战役的军服这样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纪念品，因为大都没有对我说明情况，以致我随意穿着，甚至转赠他人，造成许多珍贵的革命纪念品无法追回，令我事后方知而追悔莫及。
对自己，七爸更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的财物，也从没有将“身后留名”之类的事放在心上。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弥留之际，他还留下遗嘱：不修墓、不立碑，将自己的骨灰全部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