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把我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那时部长是耿飚。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我还没来得及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报到，教育部又临时委派我翻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章程。这期间我突然接到外交部和公安部的联合通知，要我参加接待尼克松的任务。我觉得有点好奇，我去做什么呢?
但组织决定只能服从，我在完成了翻译工作后就去报到了。报到后才知道，我的具体任务是照顾陪同美方影视传媒及白宫卫队的人员。我一直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对陪同影视文化方面的人员有一定的经验，但让我陪同白宫卫队人员，我就觉得有点诧异。不过报到后我马上就明白了，原来白宫卫队的一名主要领导人可能是“教授”出身，长的端正文雅，身高一米七多点，在卫队的彪形大汉中，他根本不像是军人出身。那么,让我和他打交道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回想起来，总理不避亲属之嫌，特别安排我参与接待工作，是考虑到“文革”期间国内的复杂情况，以防不测。
在尼克松抵京访问以前，我奉派到北京饭店协助了解该店的准备工作。当时饭店内年久失修的电梯已经拆除，我们只得乘上临时使用的“工程”电梯，那电梯结构非常简陋，只是临时搭上几块木板而已，还四面通风，并无遮拦，使乘客颇有不安全之感。我乘该电梯登上屋顶平台才得知，原来年高体弱、身患疾病的周总理也曾来店视察，就是搭乘这架工程专用临时搭就的“电梯”,亲自登上屋顶平台俯视中南海中央首长工作生活的区域，以便了解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一区域的安保情况。许多干部早就有“周公周到”的赞美之辞，我和一些同伴此时深切感到传言不虚。
实际上安保工作我只是挂个名，并没有具体工作需要我做。我最主要的工作是陪同我方中组部部长参加迎接尼克松总统的晚宴，担任他的翻译。此外，还协助美方一些影视人员开展工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当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国宴开始前，中美双方人员很整齐地排成两行，周总理面对美方人员逐一握手，尼克松总统夫妇、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等人则面向我方人员一一握手。我方人员中有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等。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很健壮，也许是兴奋的缘故，我发现他们的脸都发红，像充血一样。
尼克松总统夫妇、基辛格博士等由七爸陪同，坐在主宾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客人们演奏了美国名曲《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歌曲是七爸亲自选定的，七爸特意对军乐团的同志们说：《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选的曲子，他是个音乐内行，我们选这首曲子让他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亲切，就是要表达中国人民的友谊。这种热烈欢快的场面通过卫星，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引起了很大反响。尼克松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当年的款待记忆犹新，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职仪式上选择演奏的乐曲。”
宾主入座后，七爸端起酒杯致祝酒词：“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七爸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