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爆发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集合了发动群众、获取情报、统筹指挥、集群战斗、风险控制、保障支援等为一体的联合制胜要素。
“周恩来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作为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在起义全过程中处于领导位置。他在指导起义达成制胜的终极目标上，调动了起义参与者高度的协作精神，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战。周恩来既关注起义过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又注重整体与局部、指导原则与实际情况的相互关系，展现出高超灵活的指挥艺术。
周恩来的经验准备与上海态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广东，秘密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这个时间节点，正处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第二次武装起义酝酿期间。中共中央调周恩来赴上海后，很快根据实际情况，从充实党的组织工作，转向充实武装起义领导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后来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周恩来任职的层级和他独树一帜的丰富经历，为领导起义做了很好的铺垫。
从1924年夏回国到1926年底被派往上海前，周恩来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年仅26岁，已显示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在任上，周恩来建立起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整顿了军队政治工作，将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校军，打造成革命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纪律严明的“革命军”。校军在1925年至1926年初两次对广东军阀的东征战斗中打出了军威，周恩来因此赢得极高的威信。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任第1军副党代表，亲临战场，积累了军事作战的实战经验。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就个人经历而言，周恩来的确有备而来，但他面临的任务史无前例地艰巨。这次起义的发生地1927年3月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金融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外国租界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尤其公共租界占据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地段，处于上海市中心，金融业、工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国际关系复杂。中国政府(指北洋政府)管理的华界，则分布在两个租界的东、南、西、北。从南到北跨越市区，则必须穿越租界，形成了外国势力控制区位于城市核心地带，将中国政府管理的华界分割的奇特格局。上海特殊的城市地理和行政管辖局面，对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产生重要的影响，起义力量被分割成多点分散、相对独立的状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牵涉的人的因素，即敌我双方和中间派，则构成起义中的关键因素。1927年，上海工人人数达125万，分布在22个门类工厂中。这次起义中，有80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其中，仅参加攻打上海北火车站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就达3000人。
但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非单一的工人武装动员与战斗，上海各阶层人群都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学生、市民积极分子构成了配合北伐军东路军进军上海消灭军阀势力的起义主体；敌方则是盘踞上海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势力及直鲁联军陆军、海军；中间派，即拥有各种既得利益，对起义持谨慎态度但也深切痛恨军阀势力的上海大商人、实业家、金融家、小资产者、职业人士、普通市民、帮会组织等华人群体和租界当局。
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在第一、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处于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这是由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所决定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起义决策中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与其沟通商议，获得其对起义的认同，甚至因此耽误了时机。这种局面，在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尤其明显，究其原因，与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有密切关系。《决议案》指示，在国共关系上，“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这个观点经过讨论和辨论，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并作为指示下发到区、地委和特支一级党内组织。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要取得胜利，并非单一的工人武装战斗力的提升。武装起义领导权的掌握，团结广大普通工人、中间派乃至敌方内部同情起义的官兵寻求协作支持，都是起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对时年29岁的周恩来而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在陌生的环境、不利的条件下，需要迅速打开局面、这是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更因为巳经有前两次起义的失败，第三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周恩来是如何领导和开展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项艰巨任务的呢?
周恩来系统观指导下的顶层指挥布阵
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这次起义仍然由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周恩来因为没有在上海区委担任职务，因此没有参与直接领导，只是在起义当天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
作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第一负责人，中共上海(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罗亦农将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归结为三点：一、党缺乏武装暴动的思想与技术的准备；二、个人英雄主义，导致独来独往，没有做好政治宜传工作，群众都不知道，工人都不知道这次起义的目标；三、没有很好地把握起义时机。
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就是说，第二次起义的终止与决策三举义旗，在时间上是无缝衔接的，体现了中共中央直接介入起义指挥后决策的果断。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升了起义最商决策和指挥机关的级别、充实了顶层决策集体的力量，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亲自领导，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彭述之、尹宽、周恩来、萧子璋共8人组成。在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这个军委，同时也就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认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进入起义领导核心的周恩来，在以下四个方面，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起义规划：(一)重组指挥序列；(二)高速进行组织布局；(三)对起义时机精确把握；(四)根据上海空间和城市功能特征来排兵布阵。
24日，周恩来在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会议上特别强调：“军事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指挥系统被重新打造。在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采用军委起义指挥部下设各区军委起义指挥部模式，确保指挥系统的严密统一、命令及时、准确地层层传递，高效执行。
鉴于前两次起义在宣传方面的缺陷，起义意图无法准确传达到一线起义工人和广大市民中间，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指挥系统中，还特别设立了平行于军事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27日，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创刊，以确保起义中的所有人群都能同时了解最高指挥机构的政治主张、号令、措施以及起义动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起义计划，以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周密性、可执行性，为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4日晚，周恩来代表特别军委向特委作起义准备各项决议的汇报，包括：(一)加强领导机构，罗亦农加入特别军委，从而充实为周恩来、罗亦农、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6人。(二)组织武装力量，纠察队目标5000人，自卫团目标500人，组织独立团。(三)加强队伍训练，教授巷战等。(四)准备武器。(五)加强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组织策反。
这几项决议，尤其在加强领导机构上，用下沉式管理方式，各部委(指上海各区党支部)分别组织军委，责任到人，分级管理。
对内厘清指挥系统的同时，中共中央虽一直努力取得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对工人起义的理解和支持，但这一次却不再因国民党的暧昧态度放缓起义准备的步伐。3月19日即起义前三天，一方面，汪松林(寿华)被陈独秀派去周旋，“松林今晚去报告老钮(永建)请示办法，意在逼钮说出自己的把戏”。另一方面，在特委会议上，罗亦农提出了“我们党已到领导夺取政权时期”,意在抓住民众运动和起义的领导权。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特委对领导权的控制已经取得高度一致，即不论国民党方面是否积极，起义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点上果断发动。
“高速推进起义计划”,特指围绕武装起义组织系统中军事相关项的逐—落实。
1927年2月24日晚，周恩来代表特别军委向特委汇报上述多项决议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推进。笔者用“宣”“联”“促”“筹”“训”来总结周恩来行云流水般地高速推进起义计划的行动。
宣。24日晚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披露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了准备新的起义的重大意义，即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并呼吁工友们向新的斗争努力。
联。做敌方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25日，“周恩来决定让海军委员会委员郭有恒等做北洋政府驻沪海军的工作，并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市民书，反对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
促。25日晚，“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派人同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联络，向他说明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催促他迅速进兵上海。同时决定派人同国民革命军第2军联络”。26日，得知第2军已到湖州，不愿再前进的消息，分别致信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和第2军副军长(代军长职)鲁涤平等，促他们继续前进。
训。训练工人纠察队，委派有实战经验的黄埔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员，举办军事训练班。
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起义前，“宣”“联”“促”“筹”“训”这五个方面的起义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其间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手笔：说服进步工人参加中间派闸北商会保卫团以掌握武器，体现了高度的政策灵活性；对不想打仗的直鲁联军士兵，设法帮助他们回家并购买他们的武器；利用兵工厂军阀部队撤换的契机，拆卸了14架飞机的器件保留下来。
在起义目标设定、指挥系统重构等顶层设计完成后，周恩来对实现目标的路径、方式、方法极为重视，尤其注重调各方合作的协调性。他“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这是“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点”。
起义时机的精确判断和武装力量的空间布阵，是起义能否成功的“临门一脚”,也是实现制胜目标的关键环节。
周恩来对起义时机的把握，基于对敌方军力和心理的洞察。
2月底，敌方进行了上海守军的换防。换防的鲁军3000人对上海并不熟悉，军心不稳；加上城内2000名警察，共计5000人。在此有利条件下，陈独秀只提示起义“不要太早”,显然是顾及前两次的教训。3月5日，在特委会议上，周恩来提议北伐军“松江下，必可动；苏州下，也必可动”,用这两个条件来定义起义时机。他的理由是，假使松江下，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同理，苏州下，敌军军心必溃散，而不能“枯守上海”。周恩来给出的起义时机，比陈独秀更大胆，这是基于对起义多方条件的统筹判断，尤其是基于敌方条件的合理推断。3月21日起义打响所依据的条件，正是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逼近龙华。
基于对上海城市空间和区域功能的规律性把握，在3月5日召开的特委会上，周恩来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集中力量在闸北。”这对后来的战局是一个关键性的安排。闸北、南市是被租界分隔的。南市是传统县城格局，以城墙(此时已大部被拆除)为界形成一个相对的封闭圈，占领后可取守势；闸北则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冲，有淞沪铁路通吴淞，沪宁铁路通苏、锡、宁，是军阀部队调兵与撤退的必经之地。
在这次会议上，考虑到与“集中力量在闸北”相呼应，周恩来被从原来安排负责南市区战斗，转而向闸北增援——“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这个决定在后来的起义实战过程中证明是有前瞻性的，闸北战斗成为起义制胜的关键环节。
3月上旬，周恩来指导各部委制订了各自的作战计划，内容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的方式、时间、通信联络及注意事项等。
1957年，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
1927年3月21日清晨，中共特委、上海区委当机立断，从中午12时起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在闸北、南市、浦东、虹口、沪西、沪东和吴淞7个相互分隔的华界区域同时展开。根据既定的罢工和作战计划，除闸北外，各区域在数小时内就取得了胜利。其间，“随时随地，夺取武装”的目标在高度的协作性行动中得以贯彻。
由牵鲁联军重兵把守的阀北区是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区域。为了更快地获取前线信息，随时指挥调配战斗力，总指挥周恩来、副总指挥赵世炎几次迁移前线总指挥部，不断靠近战火中心。
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工人拿下了敌人的20多个据点。最后只剩下3块硬骨头：东方图书馆(原址在宝山路近西宝兴路)、天通庵车站(地处天通庵路、同心路、宝山路接壤处，是当时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门户，是上海现代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和北火车站(今天目东路200号上海铁路博物馆所在地)。
天通庵车站战斗于21日下午6时打响；东方图书馆战斗从21日持续到22日；北火车站战斗在22日下午6时打响。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东方图书馆的战斗持续时间最长。其间，天通庵车站战斗打响。这两处战斗发生地相隔2公里，本来是两个孤立的敌方据点，周恩来是如何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攻打的呢?
东方图书馆是一座4层的钢筋水泥建筑，也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驻守的敌军约一个排，兵力虽不多但配备了2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敌人凭借图书馆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将机枪架在窗口，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工人纠察队前进的道路。
敌人负隅顽抗，工人纠察队已有3人牺牲。在局面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有不少心急的工人欲越墙强攻，但这样极易成为敌军的“活靶子”。正当纠察队进退两难时，周恩来赶到战斗前线，及时拦下准备强攻的工人。他细心察看地形，冷静分析战局，当机立断，下令围而不打，严防敌人突围和调兵增援，以攻心为主，瓦解敌军士气，争取最大限度地保护这座东方文化的宝库，减少纠察队员的伤亡。
周恩来从起义战斗的全局出发，详细分析了东方图书馆的战况。只要截断敌人援兵的战斗获胜，东方图书馆就会成为一座“孤岛”,敌人就会放弃。
天通庵车站正是敌人援兵到来的必经之路。当得知有500余名敌人欲从吴凇乘火车强行增援闸北守敌时，周恩来当机立断，要求：“决不能让他们冲过我们的战线!”
中共闸北部委书记郭伯和身先士卒，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迅速集结几百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卸掉天通庵火车站附近的铁轨螺丝。两个小时后，车站附近传来了火车脱轨倾覆的轰隆声，工人纠察队士气大振，把敌军打得狼狈逃窜。22日中午，起义队伍攻克了天通庵车站，抓获敌军300余人。
在攻克天通庵车站后，东方图书馆外，工人纠察队的大喇叭向馆内敌军喊话，天通庵车站战斗已经结束，敌军增援部队已全线溃败，守敌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22日下午4点半，在双方相持24小时后，东方图书馆的敌军高举白旗向工人纠察队投降。
周恩来把两个孤立的战斗点放在整个战局中，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以打击敌人援军作为重中之重，以消灭援军作为瓦解被围困敌军军心的撒手锏。在“打援”的关键行动中，沪西工人纠察队火速驰援，在制胜目标上精准落子，既破了来援之敌，又间接瓦解了东方图书馆守敌的军心。天通庵车站一战，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经典的战斗案例。
当3块硬骨头中的2块被啃下后，敌方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就难以支撑了。尽管北站楼顶有重机枪，火力凶猛，工事坚固，白俄雇佣军的铁甲车虎视眈眈，但敌方的军心已丧尽。22日下午5时许，周恩来、赵世炎集中兵力对北站守敌发起总攻。工人纠察队势如破竹，英勇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于下午6时许攻克了北火车站，敌军官兵2000余名全部投降。率部驻守北火车站的毕庶澄眼见大势已去，慌忙脱下军装，换上便衣，逃往租界。
北火车站战斗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终结之战。一名参与起义的工人这样说：“我们异常兴奋，因为军阀部队被打败了，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有人甚至说物价也要下降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英雄壮举，在上海工人运动史及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7年3月22日，诞生了经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举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共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6年，尚未创立自己的军队，在军事动员和指挥方面都缺乏人才和经验。也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周恩来对这场武装斗争的卓越贡献才显得尤为可贵，其中所展现的高超、灵活指挥艺术，即便在97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