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革命生涯中的亲情追溯

周恩来在建国前的不同时期分别与我曾祖父、祖父、父亲在不同地方有过较多的接触。本文既有周恩来部分思想及革命活动的踪迹，又渗透着家族亲情，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局变化。

在南开读书期间，他经常到我曾祖父周贻康家里，也就是在那时，我爷爷周恩霔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那时我爷爷只有6岁。我曾祖父是满清遗老、清末举人，虽入幕做官多年，但并不随从世俗，对这个侄儿是非常地器重，常常在我爷爷面前夸他。

周恩来在天津读书及去北京演出话剧时，常到我曾祖父在北京和天津的寓所居住，并不断得到他的资助。1916年，周恩来在北京出演话剧《一元钱》，邀请家长观看，便是由我曾祖父母作为家长前去的。当时，周恩来常住在我曾祖父位于北京东直门大街柳树井对面的一座四合院，与小他10岁的堂弟我爷爷周恩霔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据我父亲周尔鎏和母亲王章丽回忆，我爷爷周恩霔还曾讲过一些温情小故事。周恩来在天津演出《一元钱》时，我爷爷幼年洗脸的时候总是用小手一糊，被周恩来看到之后，就认真地教他，说你这样洗脸就好像洗猫脸一样怎么行，要先把毛巾湿一湿，用肥皂仔细洗一下才行。当时，周恩来住西屋，他常纠正我爷爷握笔。我爷爷看演义小说，周恩来就让他背《水浒》里的好汉绰号，我爷爷答出来，周恩来便高兴地笑，并赠送我爷爷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风景册》作为鼓励。在这期间，我爷爷还看到周恩来常常天明即起，在天井中做健身操、练腿步，总是有20多分钟。周恩来对亲人的细致关爱和用心呵护，我爷爷一直记在心里，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位有为堂兄的深深感染。

或许是我曾祖父看到侄儿周恩来是一位有为英才，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大展宏图为家族争光，他对周恩来的资助从未推卸、吝啬过，总是竭尽全力支持，包括不惜身家性命为贤侄提供安全庇护。

七奶奶邓颖超曾说，周恩来当年在京津两地参加学生运动，组织领导学生游行，排演进步话剧，这类事情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在封建大家庭中也遭到多人的反对。我曾祖父母虽然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却又非常支持他的活动。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七爷爷周恩来对我曾祖父母总是满怀深深的感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国情了解的加深，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1917年9月，他东渡日本留学,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间，他由一个单纯的、处于彷徨之中的爱国热血青年，开始迈出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关键性一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蛟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蛟妍。”

周恩来1918年旅日期间所写的日记，记载了一件家事，与我曾祖父周贻康有关。日记中记录他在日本求学时生活很是拮据，但他自立要强，不愿意开口求助，周恩来的二伯父即我曾祖父知道侄儿的状况后，又尽力资助了他。

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20年，周恩来在领导学生运动中被北洋政府逮捕。从这个时候，他真正产生了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出狱后，周恩来从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青年，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周恩来去欧洲前，我曾祖父一家已迁往南京绣花巷一号，周恩来出国前曾在我曾祖父家住了些日子，出国后便给我的曾祖父写信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决定考察诸国，求为实用……”。这封写给我曾祖父的长信，反映了周恩来正处在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即从一个早有先进思想并曾投身群众运动的知识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位智勇兼备、坚贞不屈的职业革命者。

周恩来旅欧期间，我曾祖父还曾汇款资助他。为了感谢我曾祖父母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周恩来在沿途港口停留时都寄回具有当地特色且有一定文史内容的小礼品，精致的金属风景匣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礼物。这足见周恩来尊老爱幼和感恩图报的血脉亲情。在欧洲期间，周恩来经过对各种不同新思潮的推敲比较，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不幸的是，我曾祖父于1921年不幸病逝，留下了我曾祖母程仪贞和年方13岁的我爷爷周恩霔。周恩来当时精选了适合青少年儿童收藏的小礼物，用意在于给失去亲人的我曾祖母母子二人及时送去必不可少的亲情和安慰，以此表达对二伯父周贻康的追思与感恩。周恩来对我曾祖父去世时的追思和心意，是他亲口告诉我父亲周尔鎏的。周恩来还多次和我父亲谈起我曾祖父的诗句“名不求高但近情”，并嘱咐我父亲好好学习，为人处事都应该严格遵循。

据我父亲周尔鎏回忆，他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他是周恩来生父周贻能唯一见过的孙儿辈，七爷爷周恩来和七奶奶邓颖超见到的第一个侄儿辈，他们都格外疼爱他。周贻能因多次住在我们家，自我父亲懂事起，便带着他玩，并给他买零食，还曾在我父亲幼年无知的时候冒着失足落水的危险救了他，这件事也让我父亲铭记在心，终身难忘。抗日战争爆发后，周贻能还曾带着我父亲上街，将地上散落的传单捡起来，逐一塞进各家的后窗栏杆里。我父亲还亲眼看到周贻能在看到日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痛骂日本鬼子。周恩来生父周贻能的正直善良和爱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父亲。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七爷爷周恩来和七奶奶邓颖超与我父亲周尔鎏培养了深厚亲密的亲情。据我父亲回忆，七爷爷周恩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顺口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内紧外松、其乐融融”。他们亲切的称呼我年幼的父亲为“爱宝”，我父亲则称呼他们为“七爸七妈”。自此，七爷爷周恩来和七奶奶邓颖超一直关注关心我父亲的求学、婚姻以及工作生活，直到他们离世。

1931年9月，国民党做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此时，周恩来邓颖超正是隐蔽在我爷爷周恩霔家里。因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国民党不得已又使出惯用伎俩造谣诬陷，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假启事。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永安里离开上海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国民党伪造的启事见报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1932年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声明》。这份借助《申报》法律顾问巴和律师刊登的，由潘汉年亲自起草的紧急声明，巧妙地将震动全国的周恩来脱党流言给平息了下去。

文革时期，江青曾利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陷害周恩来，其后毛泽东虽然亲自签字澄清，但是周恩来在最后重病进入手术室之前，仍然以微弱的力气在“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上签下名字，以留后世，澄清史实，并当众发出最后的呼喊：“我不是投降派！”七爷爷周恩来直至离世并没有透露半点四川北路的事情，以保护我们家人的安全，还嘱托我父亲把我从北京送回南方，以防不测。这件事，不仅仅体现了伟大的革命家坚持原则和正义的精神，更体现了七爷爷周恩来对家人和晚辈们最深沉的爱护。

关于“伍豪事件”，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神秘且巧合的事情：解放之后，我爷爷周恩霔被组织安排住进了上海金陵东路41号34室，也是我和我爷爷共同生活了九年的地方，而1932年为澄清伍豪事件而登报的法国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是上海金陵东路41号65室。这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况，现已不得而知。我想，这种巧合定有某种时空上的对应与联系。

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离沪至苏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这是他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段。周恩来曾经说过，“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段时间，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经历，对他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以后长期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危机四伏又非常关键的革命时期，七爷爷周恩来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保护，让他在紧张的局势下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温暖。作为家人，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间接参与到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之中，为他提供最强有力的后盾与支持。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还非常关心文艺进步人士，嘱托我爷爷周恩霔多次捎话给当时的文艺界名人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上海马斯南路家中居住多年。我爷爷周恩霔喜爱京剧，常来此请教梅先生，并借此机会传达周恩来关于时局的发展和梅先生如何应对的机密嘱咐，而后他再向周恩来汇报梅先生的意见。

据梅兰芳之子梅葆琛撰文回忆，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亲切的客人经常拜访梅家，直到上海解放后，梅兰芳才告诉他们：“这位周先生是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周恩来很关心爱护我，经常让周先生来看望我，并给我谈论国家大事及时局变迁，使我接受了不少新事物，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这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开端。”

梅兰芳先生与我爷爷周恩霔一生始终亦师亦友，我爷爷在与梅兰芳先生的交往中受益匪浅，以致日后成名于上海，人们称之为“梅派票友”。从1934年我爷爷与梅兰芳先生的合影照片，到1971年我随我爷爷去北京梅家看望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奶奶和梅葆玥阿姨梅葆玖叔叔的照片，再到1982年2月梅葆玥阿姨和梅葆玖叔叔在上海我爷爷家里的照片，2013年12月梅葆玖叔叔手握我爷爷与梅兰芳先生的照片与我父母和我在上海重逢时的照片，历时近80年三代人的友谊都是源于早年七爷爷的嘱咐。2015年6月，梅葆玖叔叔还专门从北京寄给我《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画册。

现在回忆起这些，不得不佩服我的七爷爷周恩来的智慧，他关心各界人士，努力团结进步人士，形成统一战线，为日后抗战的胜利做了良好的铺垫。

1946年5月我爷爷周恩霔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上海到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中共办事处担任秘书，后又将我爷爷周恩霔由南京派往苏皖解放区，在李一氓主席身边搞文艺工作。

我叔叔周尔辉曾在周恩来去世之时写信给我父亲周尔鎏，询问家谱以及周恩来的革命经历，并计划拜访我爷爷周恩霔，以了解周氏家族以及周恩来的事迹。可见，我爷爷周恩霔对周恩来以及整个周家大家族的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而且，在周恩来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我爷爷周恩霔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形成了危难之中珍贵的手足之情。

1974年春节，我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七爷爷和七奶奶时，我有幸吃到了七奶奶亲手削的莱阳梨，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梨。还得到了七爷爷和七奶奶的夸奖，夸我是“周家的李铁梅”，因为他们早就耳闻由于我父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常常出差在外，我总是脖子里挂把钥匙独自生活。那天，七爷爷特别让我父亲随他穿过一个布帘子走到另外一间房间单独谈话，那是七爷爷对我父亲做的最后的嘱咐。七爷爷凝视着我的眼神给我留下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深刻印象，七爷爷紧握着我的小手的瞬间让我终生感到无比温暖和充满力量。

在局势最为紧张的年代，七爷爷还嘱咐我父亲最好将我从北京送到南方，做好最坏的准备。1976年1月，在七爷爷去世后，据我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回忆，是一辆红旗牌轿车把我从学校接走，我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吊唁活动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些深沉和细致的关心和爱护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小时候，我只知道周家是个大家庭，不太知道为何这么大，更不太知道为何这么多亲戚都常来我爷爷周恩霔家。我爷爷是书法家，又是摄影爱好者。我从小经常看到我爷爷在自制暗房里印照片，自己上色让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我爷爷还有在照片背后记录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习惯。我曾经是我爷爷的小帮手，帮着砚墨、推纸，帮着收拾裁剪照片时留下的细碎纸。可我那时没有细看过内容。我父亲写作他的著作《我的七爸周恩来》时我还是似懂非懂的。一直以为是因为大家庭出了总理这么个伟人，众多亲戚才得以相聚。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大家庭世代亲情的维系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而更多的是因为家族的一种精神传承。每每看到我爷爷留下的珍贵照片和背后的注释以及他的书法作品，听到爷爷留下的珍贵录音，看到我父亲珍藏的七爷爷七奶奶的亲笔书信和衣物等重要文物，周家的众多人和事变得栩栩如生。今天我以周家后人的角色讲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周恩来伟大的同时，更看到他的温情，以及他的后人对家风祖训的传承，对周恩来精神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