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6日，周尔鎏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4岁。周尔鎏先生是周恩来的堂侄，也是本文作者周蓉女士的父亲。周尔鎏先生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顾问等职。他是我国许多重大外交活动的亲历者，更是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者，曾在本刊发表《我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邓小平文集〉在英国出版内情》《我的七爸七妈周总理夫妇》等很有价值的文章。谨以此文，纪念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并怀念传承周恩来总理家风、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周尔鎏先生。
1973年，周恩来接见欧洲来访的外宾。后排左一为作者父亲周尔鎏
我曾祖父周贻康（周龢鼐）因过继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是近代周家第一位举人。他是周恩来的二伯父。他的儿子即我爷爷周恩霔，是周恩来的堂弟。
周恩来称自己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自周恩来父辈起以每个人在大家庭中的年龄大小来大排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周贻能）排行第七,周恩来碰巧也排行第七。周贻能有三个儿子，长子周恩来自幼过继给了十一叔父，次子周恩寿（字同宇）过继给了四伯父。1同辈人中年龄比周恩来小的都称他“七哥”。周恩来写信给我爷爷时以他的字“润民弟”相称，落款“七哥”；邓颖超写信给侄辈时称我父亲为“尔鎏侄”，落款“七妈”，可见关系亲厚。
从周恩来父辈到其侄辈的世系表，来自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氏家训》
小时候，我在上海我爷爷周恩霔家长大。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我见过北京的周恩寿爷爷奶奶，上海的万怀芝奶奶，她是七爷爷周恩来的表妹，上海的程寅亮表公公，他是我曾祖母的亲戚，杭州的周毓燕五公公五婆婆、淮安的周尔辉叔叔等。许多各地的叔叔姑姑辈的亲戚也都曾经来过我爷爷家。我9岁去了北京，因为父母从事外事工作，常常出差在外，有段时期常驻英国，周恩寿爷爷奶奶、周尔均叔叔邓在军婶婶、周秉德姑姑就都成了我的家长，周末我大都在这三家度过。经周恩寿爷爷奶奶介绍，我还曾经做过他们家邻居、原中国女篮队长宋晓波的英语老师呢。每年暑假，我又会回到上海的爷爷家。
最让我倍感荣幸的是1974年春节，我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我七爷爷周恩来和七奶奶邓颖超。小时候的记忆里，周家亲戚真多。周家真大。
周恩来自1914年至1976年长达62年的时间里，分别与我曾祖父、祖父、父亲、我有过的接触，体现出浓厚的家族亲情。从中也可察见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局变化，以及周恩来部分思想及革命活动的踪迹。
1983年春节后，在上海参加作者祖父周恩霔追悼会的亲属代表。前排右一周尔辉叔叔、右二右三五公公五婆婆周毓燕夫妇、左二周秉德姑姑、左三作者周蓉；后排右一周尔均叔叔。父亲周尔鎏因公务在身必须在春节前赴英，未能参会
01我曾祖父对周恩来的关怀和器重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周家已经开始没落。他的生父周贻能常年在外谋生，甚为不易，加之周恩来少年时期又遭遇生母、嗣母相继早逝，他生活相当艰辛。所幸家族中还有少数几个人能协力资助他。“对周恩来帮助多的是二伯贻康” ，贻康即我曾祖父。那时，家族中的父辈们多数行走四方，艰难谋生，很难兼顾他人。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宏伟的志向，走上曲折而丰富的求学与革命道路。
周恩来幼年在私塾读书。6岁时，周恩来的母亲和周恩来的十八舅父合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头彩，这对当时经济上比较拮据的周家来说，真是很大的补充。周恩来的母亲在万家排行十二，这位排行十八的舅父娶了我曾祖父的胞妹，周家万家亲上加亲。周恩来在读私塾时，与他十三舅父的女儿万怀芝是同窗好友。据万怀芝奶奶的孙女王鸣回忆，1979年夏天，淮安几位工作人员到她奶奶家，一是让她奶奶描述一下小时候在周恩来故居读书玩耍的情景，回忆当时园内房内的摆设，二来因为没有周恩来生母的照片和画像，只能按照她奶奶的模样做了画像，因为她奶奶长得颇像她十二姑母。淮安周恩来故居修缮后，工作人员还特意送了几张故居照片给万怀芝。万怀芝奶奶也曾多次到过我爷爷家，我们两家都珍藏着三代人的一些合影照片。
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44号，现为“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报考了当时有名的天津私立南开学校并被录取。进入中学后，为挽救“积弱不振”“外侮日逼”的祖国，周恩来积极组织进步团体，主持出版会刊，“研究各种学识”，探求救国真理，并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南开读书期间，他经常到我曾祖父周贻康家里，也就是在那时即1914年，我爷爷周恩霔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那时我爷爷只有6岁。我曾祖父是清末举人，虽入幕做官多年，但并不随从世俗，对这个侄儿非常地器重，常常在我爷爷面前夸他。
周恩来在天津读书及去北京演出话剧时，常到我曾祖父在北京和天津的寓所居住，并不断得到他的资助。1916年，周恩来在北京出演话剧《一元钱》，邀请家长观看，便是由我曾祖父母作为家长前去的。当时，周恩来常住在我曾祖父位于北京东直门大街柳树井对面的一座四合院，与小他10岁的堂弟、即我爷爷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据我父亲周尔鎏和母亲王章丽回忆，我爷爷周恩霔还曾讲过一些温情小故事。我爷爷幼年洗脸的时候总是用小手一糊，被周恩来看到之后，就认真地教他，说你这样洗脸就好像洗猫脸一样，怎么行呢，要先把毛巾湿一湿，用肥皂仔细洗一下才行。当时，周恩来住西屋，他常纠正我爷爷握笔。我爷爷看演义小说，周恩来就让他背《水浒》里的好汉绰号，我爷爷答出来，周恩来便高兴地笑，并赠送我爷爷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风景册》作为鼓励。在这期间，我爷爷还看到周恩来常常天明即起，在天井中做健身操、练腿步，总是有20多分钟。周恩来对亲人的细致关爱和用心呵护，我爷爷一直记在心里，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位有为兄长的深深感染。
我曾祖父看到侄儿周恩来是一位有为英才，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大展宏图为家族争光，他对周恩来的资助从未推卸、吝啬过，总是竭尽全力支持，包括不惜身家性命为贤侄提供安全庇护。
七奶奶邓颖超曾说，周恩来当年在京津两地参加学生运动，组织领导学生游行，排演进步话剧，这类事情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在封建大家庭中也遭到多人的反对。我曾祖父母虽然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却又非常支持他的活动。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七爷爷周恩来对我曾祖父母总是满怀深深的感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国情了解的加深，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1917年9月，他东渡日本留学,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间，他由一个单纯的、处于彷徨之中的爱国热血青年，开始迈出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关键性一步。
周恩来1918年旅日期间所写的日记，记载了一件家事，与我曾祖父周贻康有关。日记中记录他在日本求学时生活很是拮据，但他自立要强，不愿意开口求助，周恩来的二伯父即我曾祖父知道侄儿的状况后，又尽力资助了他。周恩来旅欧期间，我曾祖父也汇款资助他。
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20年，周恩来在领导学生运动中被北洋政府逮捕。从这个时候，他真正产生了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
1920年周恩来去欧洲前，我曾祖父一家已迁往南京绣花巷一号，周恩来出国前曾在我曾祖父家住了些日子，出国后便给我的曾祖父写信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决定考察诸国，求为实用……”这封写给我曾祖父的长信，反映了周恩来正处在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即从一个早有先进思想并曾投身群众运动的知识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位智勇兼备、坚贞不屈的职业革命者。
不幸的是，我曾祖父于1921年病逝，留下了我曾祖母程仪贞和年方13岁的我爷爷。周恩来当时精选了适合青少年儿童收藏的小礼物，用意在于给失去亲人的我曾祖母母子二人及时送去必不可少的亲情和安慰，以此表达对二伯父周贻康的追思与感恩。周恩来对我曾祖父去世时的追思和心意，是他亲口告诉我父亲的。周恩来还多次和我父亲谈起我曾祖父的诗句“名不求高但近情”，并嘱咐我父亲好好学习，为人处世都应该严格遵循。
02革命年代我家对周恩来的掩护和支持
1927年至1931年期间，由于大革命失败，上海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的生活、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地下工作的常规行事，行踪高度保密。他的住处经常变更。此外还有一个党内无人知道的应急避难处，这就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的我爷爷寓所，也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个秘密住所，周恩来一直使用至1931年年底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该住所已挂牌“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并已成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建筑。
周恩来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生父周贻能担心他的安全，也曾多次到上海来看望他，周贻能每次来上海都住在我爷爷家。周贻能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了一些秘密通信和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
据我父亲回忆，他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他是周贻能唯一见过的孙儿辈，七爷爷和七奶奶见到的第一个侄儿辈，他们都格外疼爱他。周贻能因多次住在我们家，自我父亲懂事起，便带着他玩，并给他买零食，还曾在我父亲幼年无知的时候冒着失足落水的危险救了他，这件事也让我父亲铭记在心，终身难忘。抗日战争爆发后，周贻能还曾带着我父亲上街，将地上散落的传单捡起来，逐一塞进各家的后窗栏杆里。我父亲还亲眼看到周贻能在看到日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痛骂日本鬼子 。周贻能的正直善良和爱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父亲。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七爷爷和七奶奶与我父亲培养了深厚亲密的亲情。据我父亲回忆，七爷爷周恩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顺口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内紧外松、其乐融融”。他们亲切地称呼我年幼的父亲为“爱宝”，我父亲则称呼他们为“七爸七妈”。自此，七爷爷和七奶奶一直关注关心我父亲的求学、婚姻以及工作生活，直到他们离世。
1935年周恩霔、梅兰芳摄于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先生府邸
1931年9月，国民党做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此时，周恩来邓颖超正是隐蔽在我爷爷周恩霔家里。因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国民党不得已又使出惯用伎俩造谣诬陷，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假启事。此时，周恩来已经从永安里离开上海两个月之久。
“文革”时期，江青曾利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陷害周恩来，其后毛泽东虽然亲自签字澄清，但是周恩来在最后重病进入手术室之前，仍然以微弱的力气在“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上签下名字，以留后世，澄清史实，并当众发出最后的呼喊：“我不是投降派！”
七爷爷周恩来直至离世并没有透露半点四川北路的事情，以保护我们家人的安全，还嘱托我父亲把我从北京送回南方，以防不测。这件事，不仅仅体现了伟大的革命家坚持原则和正义的精神，更体现了七爷爷周恩来对家人和晚辈们最深沉的爱护。
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离沪至苏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这是他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段。周恩来曾经说过：“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段时间，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经历，对他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以后长期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危机四伏又非常关键的革命时期，七爷爷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保护，让他在紧张的局势下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温暖。作为家人，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间接参与到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之中，为他提供最强有力的后盾与支持。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还非常关心文艺进步人士，嘱托我爷爷多次捎话给当时的文艺界名人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马斯南路家中居住多年。我爷爷喜爱京剧，常去梅家请教梅先生，并借机传达周恩来关于时局的发展和梅先生如何应对的机密嘱咐，而后他再向周恩来汇报梅先生的意见。
1946年，周恩来写给张鼎丞、邓子恢、李一氓的亲笔信
据梅兰芳之子梅葆琛撰文回忆，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亲切的客人经常拜访梅家，直到上海解放后，梅兰芳才告诉他们：“这位周先生是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周恩来很关心爱护我，经常让周先生来看望我，并给我谈论国家大事及时局变迁，使我接受了不少新事物，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这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开端。” 梅兰芳先生与我爷爷周恩霔一生始终亦师亦友，我爷爷在与梅兰芳先生的交往中受益匪浅，以致日后成名于上海，人们称之为“梅派票友”。现在回忆起这些，不得不佩服我的七爷爷周恩来的智慧，他关心各界人士，努力团结进步人士，扩大统一战线，为日后抗战的胜利做了良好的铺垫。
03周恩来对我祖父的周到安排和殷殷嘱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国共谈判。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周贻能到达上海后已拿不出足够的钱购买上海到武汉的船票了。此时，周恩霔为七叔买了船票，并把这班轮船的开出时间和到达汉口的时间提前去信告诉了周恩来。周贻能到达汉口时，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关于这段经历，抗敌协会总干事老舍先生在1938年第6期《抗敌文艺》上有一段生动记述。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周贻能辗转去了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活动。
我爷爷周恩霔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到重庆曾家岩50号在周恩来身边任秘书。也就是在那里，我爷爷周恩霔与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人相处，得益匪浅，进步很大。
在重庆的八年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有关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重庆的文化工作。当时，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原政治部第三厅是由重庆文化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组成的。我爷爷在重庆期间还曾由叶剑英安排到郭沫若麾下工作，联系的工作对象包括司法界、文艺界和归国华侨，接触面比较广，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
1939年3月，周恩来从皖南回绍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祖籍扫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绍兴，周恩来亲笔把他和我爷爷等人的姓名填补到家谱中。离开绍兴时，他还带回一份不全的周氏家谱到重庆，嘱咐我爷爷帮助整理。我爷爷整理好将原件交给了周恩来，留下的一份家谱副本后来交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自己也保留了一份。
1946年5月我爷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上海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办事处担任秘书，后又将我爷爷由南京派往苏皖解放区，在李一氓主席身边搞文艺工作。1946年周恩来写给当时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和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的一封信，信中有近一半的内容是关于周恩霔的：“……春间曾介绍舍弟周润民前来工作，不知有无进步。如其志趣与我们距离太远，亦望予以学习机会，切勿客气不说，给人们以不良影响。万一留在我方，竟成累赘，亦不妨告其退出，免误我方工作也。”
周尔辉叔叔曾在周恩来去世之时写信给我父亲，询问家谱以及周恩来的革命经历，并计划拜访我爷爷周恩霔，以了解周氏家族以及周恩来的事迹。可见，我爷爷对周恩来以及整个周家大家族的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而且，在周恩来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我爷爷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形成了危难之中珍贵的手足之情。
04周恩来对我父亲的特别期许和最后嘱咐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周尔鎏时，我父亲还是在地上爬的婴幼儿。那是1931年在上海虹口永安里44号周恩来称之为“生死与共”的经历。
周恩来再次见到我父亲时，是他通过地下党在上海找到我父亲，1946年在周公馆与我父亲三次相见。临别时，考虑到附近有特务埋伏，周恩来特意安排卫士长一路把我父亲送到黄浦江边，甩掉特务后，卫士长才放心离开。
之后，我父亲参军到了四川，成了乐山专署粮食局代理局长，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经济系就读。周恩来希望侄辈能有人今后从事外事工作，让我父亲从经济系转至外文系就读英文专业。周恩来坚持“避亲嫌”的原则，我父亲毕业后没能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在对外文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联部、文化部、北京大学等单位工作，在文化战线和教育战线等领域从事外事工作。
1964年周恩来非洲十国之行后，我父亲随代表团也访问非洲，周恩来说：“你是亦步亦趋，步我后尘啊！”周恩来还亲自向我父亲传授在非洲时若遇到“生死关头”的秘密武器，即关键时刻要用好当地的驾驶员。
周恩来唯一一次“不避亲嫌”，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我父亲被安排参加了特别的接待工作，主要任务是与美国随行人员中的安保人员一起担负两国领导人的安保工作。
1974年春节周恩来与我父亲做了最后一次单独谈话，他最后嘱咐我父亲说，你是“老实人，又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是亲属子弟中首当其冲的，会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南方去”，孩子应该指的就是我。
05亲情永流传
在周恩来担任新中国开国总理之后，我曾祖母和我爷爷就不再与他来往过密。其实，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姓名是周翕园，不知道周恩霔；我北京爷爷的姓名是周同宇，不知道周恩寿。
我爷爷周恩霔后来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只在1955年冬与七爷爷在北京见过一次。我父亲和母亲除了一些基本交往外，还有幸多次分别陪同七爷爷和七奶奶参加外事活动，这些经历都十分珍贵。我父亲一生受益于周恩来教诲，并立志传承周恩来的爱国情怀和家国精神。
我本人在尚未出生前就受到七爷爷和七奶奶的关心和爱护。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由于七爷爷的内衣是丝棉的，而且穿旧了洗了又洗之后变得又软又薄，送给我母亲大肚子穿，又合身又舒服。1963年我出生后，由于我父母都还是南开大学的大学生，七爷爷和七奶奶又每月从他们的工资里拿出30元寄给我父母抚养我。那时婴儿是不穿衣裤而是用布包裹起来的，七爷爷和七奶奶还送了一些舒适的棉布用于包裹我。
1974年，作者祖父周恩霔（右一）、母亲王章丽（左二）和万怀芝母子在上海合影
1974年春节，我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七爷爷和七奶奶时，我有幸吃到了七奶奶亲手削的莱阳梨，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梨。还得到了七爷爷和七奶奶的夸奖，夸我是“周家的李铁梅”，因为他们早就耳闻由于我父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常常出差在外，我总是脖子上挂把钥匙独自生活。那天，七爷爷特别让我父亲随他穿过一个布帘子走到另外一间房间单独谈话，那是七爷爷对我父亲做的最后的嘱咐。七爷爷凝视着我的眼神给我留下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深刻印象，七爷爷紧握着我的小手的瞬间让我终生感到无比温暖和充满力量。
在局势最为紧张的年代，七爷爷还嘱咐我父亲最好将我从北京送到南方，做好最坏的准备。1976年1月，在七爷爷去世后，据我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回忆，是一辆红旗牌轿车把我从学校接走，我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吊唁活动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些深沉和细致的关心和爱护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小时候，我只知道周家是个大家庭，不太知道为何这么大，更不太知道为何这么多亲戚都常来我爷爷周恩霔家。我曾经是我爷爷的小帮手，帮着研墨、推纸，帮着收拾裁剪照片时留下的细碎纸。可我那时没有细看过内容。我父亲写他的著作《我的七爸周恩来》时我还是似懂非懂的。一直以为是因为大家庭出了总理这么个伟人，众多亲戚才得以相聚。
如今我明白了，大家庭世代亲情的维系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更多的是因为家族的一种精神传承。每每看到我爷爷留下的珍贵照片和背后的注释以及他的书法作品，听到爷爷留下的珍贵录音，看到我父亲珍藏的七爷爷七奶奶的亲笔书信和衣物等重要文物，周家的众多人和事变得栩栩如生。我以周家后人的身份讲述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周恩来伟大的同时，更看到他的温情，以及他的后人对家风祖训的传承，对周恩来精神的发扬！
作者系周恩来侄孙女、上海市翔宇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本文得以成稿，感谢父亲周尔鎏先生、母亲王章丽女士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