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连载三 | 刺刀顶在脊背上

当时，国立高农在上海招收学生，凡初中毕业生皆可报考，而且国立高农的相关费用低廉，学校能按月给每位学生提供两斗三升米左右的补助，并且读这所学校能够住校，不用担心自己的居住问题了，所以我就报考了该校。

国立高农的学生有一部分是从四川随学校迁来的，另一部分主要是上海一带以及苏北地区贫苦人家的孩子。我被学校的畜牧科录取，但是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时必须提供担保人的证明材料，否则不能入学就读。我在上海举目无亲，这个入学规定确实难坏了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原来所就读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有一位好心的学长帮助了我，而我和这位学长并不熟识。 他是清末状元、全国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孙子，高我两个年级。他同情我的处境，看我可怜一人无依无靠，就帮我出具了担保书。 这样我才顺利入学并填表说明自己是父母双亡的孤儿，从而免除了学校当局的怀疑。

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通即将解放。学校领导在国民党官员的授意下，准备将学校迁往上海。我们学生分为了三派：一派是反对学校搬迁，准备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一派是有国民党政治背景的，响应学校号召支持迁至上海的学生；一派是不再继续随校，为避免战争而直接休学回家的学生。

我们反对学校搬迁的学生，大部分都偷偷听过新华社的广播，获知学校有一大批机器设备，而这些设备对以后的解放区建设大有帮助，不能被国民党毁坏、利用，广播呼吁我们学生有所行动。于是我们就团结起来，自发开展起护校斗争。

当时我在学校办起了《牧声》墙报，撰写了“春天快要来了”的发刊词，表达我们期盼解放的心声。为此，我成了学校的可疑对象。学校调查后发现我只是一个孤儿，与社会上并无交往，也就作罢了。

我们进步学生的这次护校斗争没能阻止学校的搬迁。没过多久，国立高农迁至上海高桥。在战争时局下，学校临时安排同学们在当地祠堂等场所听课，但上课已经形同虚设。那些家在上海的同学就此可以回家，我和外省籍的同学就在附近农民的家里寄住，其中若干人包括我自己随时准备着继续开展护校斗争。

随着解放军胜利渡江，迅速迫近上海市区，战役首先就在高桥一带近海战略地区展开，形势紧张严峻，枪炮日夜轰鸣，四方硝烟弥漫，国民党军警更是惊慌疯狂，我们留守学生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我们年少无知，根本不知道高桥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是军事斗争的必争之地。我们只有一腔热忱，单纯地尽力开展护校斗争。

当地的国民党军警把我们几十名“可疑学生”关押了起来，就连我们上厕所也有人持枪跟随。交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很大，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可见。他们于是打起了我们这些学生的主意，命令我们抬伤员、贴反动标语。我们当然坚决反对，当地的警察就在我们身后用刺刀顶在我们的脊背上，国民党士兵又用刺刀顶在警察的身后，就这样我们像鱼串似的被押解着往前走。

我和我们学校的同学王永怡、王永情兄弟聚在一起，被军警驱赶着。哥哥王永怡小声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先走，我掩护你们。”说完他故意挡住后面军警的视线，我和王永情转身向墙头跑去，翻越墙头的时候我心里暗暗想：我就是一死也不能做玷污七爸的任何事情。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怕，我们赤手空拳，敌人的手里握着刺刀步枪，死于非命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幸当时兵荒马乱，敌人一时未能察觉，我们越墙逃跑幸免于难。

等到天黑平静下来后，我和王永情又返回到学校所在地点。有国民党军官讲了话，说让这些学生孩子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只是增加无谓的牺牲。于是，我们这些留守的学生又被用刺刀和步枪逼押着上了渡船，返回到了上海市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由国立高农毕业。当时我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赶赴北京与七爸七妈相会以便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甚至争取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二是响应学联的号召参军。

我当时比较幼稚地把革命和建设分开，觉得如果全国解放了就没有机会革命了，一定要在最后的革命机会里有所学习有所锻炼和贡献，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另外，当时我的弟弟尔均只有16岁，父亲刚刚从解放区过来，在上海还没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老家在苏北，解放后经济来源少；加上父亲和继母离婚，所以父亲和舅舅都来找我。弟弟继续学习下去有困难，他们让我给弟弟寻找出路，让我多多照顾弟弟。于是，我就决定携同弟弟一同报名参军。

当时第二野战军的任务和口号是：“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目标是四川、云 南、贵州、西康、西藏。我踊跃报名，在南京加入了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部队给我的待遇是排级，我的职务是班长，学员们大部分是中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个别的人是前国民党排长级的军人。

1949年6月，我带领弟弟一同进入第二野战军的军政大学学习，国庆节过后，我们部队就向西南进军了。大部队从南京出发， 一路经过郑州、孝感、汉口、长 沙，由湘西川东直到重庆。我在进军大西南的革命斗争中努力锻炼自己，由军管会进而转入地方工作，自此开始直至1954年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