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令玉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王姓人家。她生父曾是湖州丝绸业的职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后因日寇入侵，父亲无故遭日寇殴打，被迫举家迁往上海。因其子女多达六人，家贫无法抚养，无奈中将婴儿王令玉过继给苏州的郑姓父母。郑家夫妻二人皆是工人，对她非常慈爱，胜似已出，遂将其姓名改为郑令玉，但不幸的是在她幼儿时养父母相继病故。这时幸好她找到一份纺织厂童工的工作，独自维持生活。苏州解放后她被工会送入当地的工农速中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工作和学习皆十分出色，在组织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0年代末，她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印度尼西亚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派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期间，她曾是周恩来的翻译。郑令玉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单位的领导对她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当年在北大期间，她以全国模范学生称号被列入光荣榜，全国有关展览会上陈列和展示过她的模范事迹。毕业后她在中联部的工作中同样也表现出色，受到领导的重视。单位群众对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童工出身的女大学生也很喜爱，并对她过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后来，郑令玉找到了在上海的亲生父母。
1960年前后，我在北京协助办理全国模范大学生事迹展览会，发现许多关于郑令玉的事迹介绍。后来我去中南海西花厅探望七爸七妈时，就郑令玉的事迹专门向七爸作了汇报。七爸当即要我搭乘他平日专用的吉姆车，请司机杨师傅送我去中联部职工宿舍找到她，并将她接到西花厅周总理的家中。七爸要我和王章丽(周尔鎏妻子。编者注)一起参加他与郑令玉的亲切交谈。由于当时刘少奇主席正为修订他所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广泛征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而且郑令玉也被推荐入选为意见征集对象之一，故而交谈中自然地热烈讨论起《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我们都认为《修养》一书中关于“慎独”的章节特别值得认真学习实践。七爸表示郑令玉同我在儿童少年时都是“孤苦无依”,却能“慎独”对待自己的成长，并且还着重指出“慎独”一词，不是外来词，这个提法马、列也未曾涉及过，这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于自我修养的精华，少奇同志这样做是很正确的。
事后郑令玉非常感激七爸对她的关怀鼓励，更加勤奋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不料老天不遂人意，在这次亲切晤谈之后，她在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已经患上了胃癌。她自幼生活贫困，胃部长期感到不适，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又年轻好强，对此病疏忽过久，以至酿成恶果。然而郑令玉依然勇对人生的一切遭遇，顽强地和病魔斗争。七爸对她的病也一直十分牵挂，时常关心她的病情发展，这给了郑令玉很大的安慰。无奈天不假年，拖了两年后，她还是不幸地离开了人间。七爸对年轻的童工出身的女大学生关心帮助长达数年之久，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不仅是七爸对某一个人的关爱，那是人民总理对人民群众始终怀有的一颗火热爱心。那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真挚朴实的高尚情操和富有同情心的表现。
1990年代，我和夫人王章丽回到她的故乡浙江湖州，寻访那里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嘉业堂藏书楼。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游历和访问，而是根据七爸生前的指示，了解自己故乡的底蕴，重视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从而完成我们俩的一个夙愿。
1950年代末，亲爱的七爸同王章丽初次接触时，就问询到她的家庭情况，诸如：籍贯、出生地、家长的职业情况等等。当七爸了解到她虽是在上海出生，原籍却是浙江湖州，七爸就微笑道：“原来我们还都是老乡，我家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因此探本求源，你和我们都乃江浙人士也。湖州这个地方，不仅是丝绸业向来比较发达，而且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例如：湖笔历来就是闻名全国的。”
他愈谈愈高兴，谈到江南水乡的风光和民间风俗，甚至提到宁波、湖州的民间藏书楼，还特别谈及湖州的“嘉业堂藏书楼”,他对我们俩说，这个藏书楼位于该市南浔古镇，该书楼的主人刘承干曾经一度被同为浙江人士的鲁迅戏称为“傻公子”。这激起了我们两个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我们虽同是江浙子弟，但对这些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此外，他还嘱咐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直到半个世纪后，我们亲临嘉业堂后才明白，这后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并非仅仅由于七爸博学多识而已。
解放前夕，刚随党中央进入北平城的七爸给进军江南的陈毅部队指示，要求对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而且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还精确地点出南浔镇在太湖南岸，位于吴兴、吴江之间。作为七爸亲密战友的陈毅，立即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连夜驻守，并且在百忙中抽身亲自走访。
据馆方介绍，嘉业堂藏书楼，还曾为国家的涉外工作做出了特殊贡献。当年，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印边界史实资料，为全国所仅有的实证文献，从而为西部边界和邻国的争执中提供了有利于中方的历史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