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连载五 | 一不小心给“暴露”了

最初我开展接管工作是在五通桥，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盐业重镇，属于一个工业区，所以设有银行。当时我还不足20岁，而且此前一直在学校里，所以有点稚气。当时四川地区虽然比较落后，但是银行职员已经是西装革履，戴着金边眼镜，自视甚高。我比较瘦小，像个小孩子，却在长途行军后有时“饥不择食”,显得饭量较大，再加上穿了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总之，一点不像他们想象中的接收大员，因而，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背着我抿着嘴笑。

一开始合作时他们就有点趾高气扬，虽然逐渐有所收敛，但从言谈中还是可以透露出来，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想看看究竟会怎样。后来他们发现我有一定的学历，还曾在上海名校南洋模范学校上过学，在中文甚至英文方面我可以和他们大学毕业生共事，于是他们才迅速改变了态度。

我做人事工作时，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一是很少出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同时考虑到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又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有时也要去，但一定是自己请客，否则就不去；二是当时刚刚解放，社会还不是很稳定，单位每天的现金收入检库时，我主动亲自带枪护送，不再求助他人，因为途中要经过一条河，沿途有一定的危险性，常令人防不胜防；三是业务的事情，要敢于学、敢于做，当时自己还年轻，领悟性也较高，总之，通过不断的努力，以便取得发言权，令他们信服；四是对留用人员严格审查和信任相结合，他们的成分比较复杂，加上有些红军老战士不识字，自己虽然是做人事工作，但也要管业务，因此事事自己动手，让他们留用人员不能有所隐瞒，但是使用他们时却给予充分的信任。

1954年，我在成都考取南开大学。那时候，允许干部考大学，但一个专区只有两个名额。当时，我已经在专署粮食局代行局长职务，列席专署财经党组会议。屏山县的粮食局长打电话给我，说我去读大学很不合算，但我这个人很喜欢读书。经过重庆花纱布公司经理祝华的沟通，我得到了七爸的支持，决定报考大学。

我并没有报考南开大学，但南开大学是重点大学，他们发现我的英语成绩大概八十多分，在西南地区名列前茅，再加上我的工作经历，他们决定录取我，在经济系半工半读。

我于1954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这一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事。

学校旁边的小河原是大学安全的屏障，但在严冬时，结冰的河面却难以防止有人往来。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连忙跑出来，当发现有人把大礼堂的玻璃门窗砸碎后，我就带着一批同学去追，坏人从河面的冰上跑脱没被抓住。与此同时，物理系教学楼的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我是经济系的学生，没有亲眼见到， 但听人讲校方保卫部门为避免引起师生恐慌立即将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擦掉了。

寒假中，七爸叫我汇报学校的情况，我就把这些事情说了。七爸说：“我们是新生的政权，旧社会残渣余孽进行破坏是意料中的事，不足为奇，但是如何对待就值得研究。”

他问我对反动标语的看法，我想了很久说：“这样擦掉不妥，应该告诉群众，揭示这一破坏活动，使广大师生了解学校并不是一片单纯的净土。对于敌人的暗中破坏，我们要经常提高警惕。保卫工作不仅要靠专业部门少数干部做，还要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七爸听了高兴地笑着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不错。”

不久在一次全国性公安高教会议上，七爸去做了个报告，他在大会上提到：“我的侄儿现在南开大学学习，他这个青年学生很笨。当学校发现反动标语时，他不叫群众及时去看，让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帮助破案，从而改进工作中的漏洞，以防止坏人再次乘机破坏，而是怕引起人们的恐慌，立即把反动标语擦掉了。看来，今后全国安全保卫工作要注意做到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这个‘三结合’原则的工作精神应该引起全国有关部门的注意。”我获悉上述情况后，曾向七妈提过意见，不愿暴露这一重要的亲属关系。七妈听后笑着对我说：“七爸又委屈你了，他听取你的汇报后一高兴就不小心把你给‘暴露’ 了。他处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愿意直接 批评天津市和母校的有关人员，所以要委屈你承担一下，想来你会理解的。”

事后我在各地出差期间，经常有人问到我：“你们南开大学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总理的侄儿?”我表示我不了解此事的详情，从未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回到学校后，校长刘披云(刘披云来校前在四川担任川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曾是我的上级领导)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你在我领导下的时间不短，现在你又是我的学生，居然多年向我隐瞒你和总理的关系。”校长还笑着说：“该当何罪?!”此时“查获”了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天津市领导和公安局规定我从此要注意安全并要求我随时报告行踪。